戏曲是中国的传统艺术，话剧则是近代由西方传入，但二者都是舞台艺术。那么，戏曲能否和话剧融合成“中国戏剧”呢？研修院中青九期校友，北京京剧院编剧红袖（任秀丽）在戏曲和话剧的融合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以下是红袖从自己导演、编剧的戏剧《弘一法师》《瞿秋白》展开，浅谈自己在这方面进行的创作。

很久以来，一直想做一台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兼顾戏曲与话剧。想通过这出戏，让话剧观众知道戏曲的好。

2004年编剧并导演了《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剧照

弘一法师出家前名叫李叔同，李叔同不仅演过京剧，还是中国话剧奠基者。1907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创办了春柳社并演出了《茶花女》，这一年被界定为中国话剧的诞生之年。他还是最早出国学习西洋绘画和西洋音乐并把它们传到国内的先驱，因极富才情而驰名于艺术界和教育界。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中年归依佛门传承律宗，律宗是佛门最重修持的一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他不但研习，而且躬行，虽避世绝俗，而无处不近人情。弥留之际，遗下了“悲欣交集”四个字，在庆幸自己解脱的同时，怜悯众生的苦恼。

《弘一法师》剧照

由公子哥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和尚。做公子，是翩翩公子，做名士，是风流名士，做教师，是一代名师，做和尚，是一代高僧。每做一样，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家，这样的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传奇，无法复制。

《弘一法师》不拘泥于史实，力求再现心理真实，以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为原点，撷取他一生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引发出他对艺术和女性的感悟，动情而不妄情，最终以真性灵面对佛与众生。

文本的内容决定演出的样式，鉴于主人公不仅演过话剧而且演过京剧，该剧将戏曲元素与话剧元素融会贯通：在话剧表演的基础上，溶入了戏曲表演的某些特质，诗意、抒情、唯美，有着水墨画一般的飘渺和空灵。该剧的演员全部源于戏曲院团。

如同弘一法师奉行律宗一般，该剧奉行简约，不设布景，不设道具。布景、道具就在演员的身上，移步换形，江河万里，为的是：再现古典的光辉。

该剧放弃西方话剧的经典模式，不以冲突取胜，而是靠语言推动剧情发展，其中关于生与死的话题，充满了宗教的慈与悲。

该剧是一部实验戏剧。

《弘一法师》在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引起关注，被媒体称为“实验话剧首次融入戏曲元素”和“边缘化”创作。

和中国绘画一样，中国戏曲讲究的是写意，大写意。

舞台，要净，要静，要空灵。

剧场即道场。

一个空的空间，靠话剧是撑不起来的，话剧写实，戏曲写意，虚拟、假定、暗示、象征不一而足。程式，即有意味的形式。

程式即形式，形式即内容。

戏曲首先是作为内容介入的，那个时代的戏曲就象这个时代的话剧一样时尚。先京昆而后文明戏，李叔同就是这么一路演下来的。可能人们太重视他在话剧史上的贡献了，反而忽视了他在戏曲界的成就。

我以为，在李叔同所演的文明戏里，戏曲的元素和话剧的元素是并重的：话剧的台词，戏曲的眼神、手势和身段。没有戏曲的介入，就不会有这样的评价：“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对于中国戏的怀念》），优美婉丽，是拿了戏曲作了底蕴的。

在我的想象中，李叔同的茶花女模糊了京昆和文明戏的分界线，而《弘一法师》所追寻的，正是这种模糊的魅力。

浓墨往宣纸里渗透，演员在舞台上辗转，舞台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是纸与墨的关系。

在空的空间里面，人是大写的人。

要从容，要宽容，要留出空白供人“到此一游”。

中国功夫要慢慢成就。

壳是话剧的，核是戏曲的。剥开壳，见到了核。

核，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破壳而出，编导的创作意图通过演员的眼神、手势、身段和乐队的箫、埙、罄、梆子、木鱼、古筝得以凹凸，冷僻极了。

我给每个演员都打过这么一个比方：角色的外衣是现代的，抖落外衣，里面是一袭古装，古色古香。

全剧11套服装，没有大红大绿的，除了弘一的袈裟是深黑的外，其余的皆趋于中和，是黄昏的色泽，简约。

简约，是我对该剧的另一个要求，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田本相以《一枝红杏出墙来》（2004年12期《中国戏剧》，后收入《现当代戏剧论》）为题发表评论：“话剧学习中国戏曲的历史，可以说同话剧的历史一样长久。就近说，从焦菊隐到林兆华，再到田沁鑫，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表演上直接把戏曲的身段、韵白化到话剧的表演之中，化到整体人物的塑造之中，《弘一法师》还是一个独创。”

《弘一法师》获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一等奖。

2006年，继续走“边缘化”创作的思路，编剧并导演了《瞿秋白》。

《瞿秋白》剧照

瞿秋白，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与鲁迅并称“文坛双璧”。他写得一笔好字，刻得一手好印，会吹箫，会唱昆曲，而且一表人才，风度也是一流的。

他到过苏联，见到过列宁。他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他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他和鲁迅一起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活动。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后被杀害，被害前写下《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心灵史，他的勇于自我解剖，中共党史尚无二人。

该剧围绕《多余的话》展开情节，围绕瞿秋白发生在内心的革命展开瞿秋白短暂却又异乎寻常的一生，即集政治与文学、革命与恋爱、荣与辱、褒与贬于一身的一生：他与王剑虹和杨之华的爱情，他与鲁迅和丁玲的友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他对于政治的见解。

他唱着《国际歌》走来，他把《国际歌》唱得象情歌一样好听。除却生死，别无大事。他生也从容，死也从容，这份从容，叫人感动。

《瞿秋白》于清明时节在人艺小剧场演出，以此寄托对先烈的哀思。

由于我没有采用以往革命历史题材那种常规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写党的领袖，“没有人能想到瞿秋白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舞台上”（《北京青年报》）。

李叔同唱京剧而瞿秋白唱昆曲，“打破戏曲和话剧的界限，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京华时报》），中央台戏曲频道称之为“话剧演员演不了的话剧”。

因这出戏涉及到党史和文学史，文辞比较雅，香港导演蔡印时说它是“散文剧，散文比诗难写”。

写瞿秋白，参生与死。活着的总得为死去的做点什么吧？

来源：《中国作家》2016年第1期

校友名片

红袖，原名任秀丽，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中青九期校友，北京京剧院编剧。主要作品有实验戏剧《弘一法师》《瞿秋白》《秋瑾》、京剧《李大钊》《李陵悲》《少年马连良》《冒辟疆与董小宛》、京剧电影《状元媒》《赵氏孤儿》等，作品曾获第十一届中美电影节最佳戏曲电影奖、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一等奖、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银奖、第四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