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研讨会会场全景

沈洋出席《万物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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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万物生》是一部直面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题材作品。被列为2012年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创作扶持题材和2013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重点扶持项目,请您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现实意义?

A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作家把目光聚焦当前生活，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眼光去审视时代的变迁。这样的例子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包括后来出现的唐传奇、明清小说，鲁迅等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家及解放后涌现出来的柳青、赵树理、路遥等以写农村题材见长的作家们，都在以自己的笔触去书写他们所处的时代。前辈作家们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样子，到了今天，我想，作为一个写作者，更不能退宿、逃避，尽管我深知自己笔力不健、功力不深，不可能像大家们一样去深刻反映一个时代，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尤其是一个从农村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用自己的笔去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为我们的时代书写。“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一个作家担当精神的体现，因此，哪怕自己做得很不好，也要去尝试。

至于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我想更多的要留给时间和读者去检验和考量。不过，我可以说说自己的初衷。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依然，种的物种却在不断变化。当今农民，虽然身份未变，但从思想深处，其骨子里，早已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交通、水利、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通信等的不可想象的改变，农民群众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今天的写作者，如果我们不深入农村，不走进农家，而是宅在书房，泡于网络和酒吧，留守城市的安逸生活，还在以以往文学作品里反映的农民生活状况和心态去看待今天的农民，那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无疑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

以我在三甲村五年的深入体验，感触颇多。今天的三甲村，在村支书黄训奎的带领下，村民住上了洋房，开上了小车，骑上了摩托，吃上了大米，鱼虾也不是稀罕之物。表面上看，村民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而这样一个在全市率先富裕起来的村庄，有昭通市第一村之称的全国文明村，是不是就已经在发展的道路上达到了顶点，是不是就没有提升的空间？而以三甲村为列，全国像这样的富裕村庄，甚至比三甲村还富裕的村庄，在全国更是不少。那这些村庄是不是就不用再拼搏了，是不是就要安于现状了？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又同时看到了这些率先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依然还有不赡养老人的儿女，依然还有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的村民，依然还有一些不文明甚至自私自利的丑恶现象，一些人先富起来了，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钱该花在哪儿才是最好的。我也看到，这些率先富起来的村民，他们对文化有着比城里人更为巨大的渴求。比如他们更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读书明智，更渴望自己的家里充满着书香味，他们甚至会在我们组织作家艺术家送书画艺术作品和图书下乡的现场哄抢字画和图书，那场景，真是让我感动落泪，如果他们抢的不是书籍，而是粮食，我也许不足为奇，可他们竟然为了抢一本书而豁出去，这种感动，这种场面，于我而言是十分震撼的，这就是今天的农民，他们更渴望生活质量的提升，渴望活得更自由，包括精神层面的自由，他们更想活得体面，活得更有尊严。这就是我想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我想把新时期农民渴求文化提升、生活品位提高和精神飞扬的这种心态和变化写出来，写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一种不断向上的无限生机与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世界万物，何愁生长。

沈洋（右一）带领新农村指导员与农民同吃同住

沈洋（右二）在小闸村采访灾民

沈洋为小闸村的村民送去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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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创作一部关于新农村建设题材的小说，难度相当大，近年来，昭通作家少有人去触及，《万物生》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文雅琪到鹤镇开展群众工作为主线，见证了苹果村的变迁，书写了一个村庄在挣扎中蜕变的轨迹，彰显了苹果村民和各色人等的世态人心，人性美丑，张扬了中国农民百折不挠、坚韧抗争、敢于创造的拼搏精神，是一部展现昭通大地沧桑巨变，反映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一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优秀作品。请问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创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

事实上，不只是昭通作家，我认识的一些外地作家，都不想也不愿意直接书写当下，因为这样的写作是有风险的。一般认为，现实只有成为历史之后，才会沉淀出更加本质的一面。人们去看它，也才会更客观，直接书写当代，甚至眼下的生活，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我认为不是技巧不娴熟、也不是没有勇气，也许更要命的，还是怕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怕看不清方向，怕主观臆断，误导大众，这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显然是一种严峻考验。尤其写新农村建设这样的题材，一不小心，就成了图解政策的简单工具，成了喊口号式的漂浮之作，成了简单颂扬式的赞歌吟诵。显然，这样的作品肯定是不受群众欢迎的。因为，一写当前的现实生活，必然触及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敏感问题，而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又要使作品能够传递出正能量，这样的写作显然更像是在走钢丝，必须站稳自己的脚跟。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对老百姓的情怀，永远站在群众中间，替群众着想，忧群众所忧，急群众所急，唯其如此，才不至于站偏了立场，选错了方向。

在《万物生》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塑造了以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文雅琪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在与以宗官员为代表的负能量的艰苦较量中，文雅琪的正气撼天动地，在她和她的队友及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促进了鹤镇苹果村的苹果产业升级改造，其实，这就是一种正义文化的无限力量所至。即使像宗官员这样自私自利、作恶多端的人，也在这种正义文化的浸润下，自愿转身，成为苹果村产业升级的支持者。这种文化的力量，也正是万物生长的阳光、雨露、水份和空气。

至于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我认为就是怎么处理好正能量和负能量如何交锋的问题，因为矛盾不尖锐，不足以推动故事发展，太尖锐，又会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有些还会对号入座，把握不好，甚至还会出现导向上的偏差。因此，如何处理这种正与负的关系，成了我在塑造人物、推进情节发展中的一个最大障碍。因此，这个小说之所以从思考、准备到完稿用了六年左右时间，就是因为我一直纠结于人物如何塑造，才具有典型性，又具有合理性，同时还能够让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冲击人心灵的震撼力量。想来想去，我还是从传统文学创作的方法中去找出路，那就是杂取种种，反映众生。因此，在《万物生》这部小说中，为了尽量避开自己的影子，我甚至替换了主人公的性别。塑造了一位女性工作队长，这样，作为一个男性写作者，去写一位女性，显然又增加了难度系数。同时，凡是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我都尽量避免活脱脱的生活原型，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写生活中的某一位人。让小说中的人物在似是而非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既显得真实可触，又与生活有一点点可以接受的距离。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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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昭通青年作家中的一员，您长年扎根基层一线，先后担任过乡村教师、中学校长、乡镇机关文秘、报社编辑记者、市区党政机关等职，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阅历。您的作品多以反映基层群众和农村火热生活为主，请问在今后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去尝试其他新领域的写作，您创作的方向和目标会有改变吗？

A

写到现在，我其实没打算把自己限定在某一创作领域，时代在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就像我小时候决不会想到我长大后会在城里居住，过上一个城里人的生活一样，这些都是我无法想像的，小时候我其实最想做的就是当一位乡村小学老师，所以我考上了师范。其实，当一个作家，当时并不是我的梦想，可是我正在朝着这条路前进。所以，以后会写什么，我不想早作定义，我会不断去尝试和突破。就像我之前一直写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写一部关于明朝建文帝的历史小说一样，我今天都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完成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历史小说，而且还有不少人喜欢这部作品。不过今后的创作道路，以农村题材和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底层人民群众生存命运为背景的小说，应该是我的努力方向，同时，我还想在《包裹》之外，再写一部有关我的家乡大山包的小说。不过，那也许会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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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万物生》的创作出版，对宣传昭通、提升昭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是反映昭通新农村建设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您之前创作的小说《包裹》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还根据沈力的同名小说《我和三甲有个约定》策划拍摄了同名电影，请问《万物生》这部小说有没有转化为影视产品、搬上银幕的可能？

A

顺其自然吧！如果有可能，我当然很希望《万物生》这部小说能够搬上银幕，我的好些朋友读了这部作品，都告诉我很适合拍摄电视剧和电影，前几天，还有一家北京的影视公司要去提纲，在谈版权的事。而且，因为这部小说完全以昭通大地为背景，里面既详尽描写了昭通坝子的丰饶与美丽，也有大段展现大山包雄浑壮美的山地书写。小说通篇以昭通主要经济支柱“苹果产业”的提升改造为背景，以打造世界一流的高原特色农业，建设苹果庄园为依托，通过种种矛盾冲突来展开故事，里面也有天麻、乌骨鸡等不少昭通美食的大篇幅描摹。如果有机会拍摄成影视作品，无疑对于宣传昭通苹果和丰富的物产、大气磅礴的自然风光、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及昭通勤劳朴素的人文精神会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加之，小说里面塑造了一群年轻的机关干部驻村工作，大多是八零后九零后，完全有望拍摄成一部颜值高、能量正、有看头的新农村题材作品。也许我有点自恋吧，但愿这个愿望会实现。如有那一天，于家乡、于内心都应该算是一个交代吧！谢谢！

校友简介

沈洋，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中青九期校友，云南省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中篇小说《包裹》改编的同名电影（合作）入围第35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字塔金像奖”主竞赛单元；电影《我和三甲有个约定》（文学策划）获全国首届“情系三农”微电影大赛优秀作品奖。出版小说集《红裙子的流向》《穿透瓦房的阳光》、长篇小说《大救驾》、长篇纪实文学《彝良大地震》《遥远的洛泽河》《他乡是故乡》（与沈力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