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崔轶，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中青五期校友。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尚世影业重大题材创作办公室导演、制片人。代表作有《笛声何处》《蟹蟹侬》《迁动人心》等。最近在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大江东去》，就是由他担任制片。为制作《大江东去》，崔轶殚精竭虑，花费整整5年时间才磨砺出这部“全景式反映上海革命斗争史与城市心灵史”的电视剧。以下是他作为一个制片人对《大江东去》的思索和感悟。

让历史昭示现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为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把握认知与一个政权对自身合理性的抽象证明：怀古，已从文人骚客的笔锋墨间延展到可供千家万户观看评说的大众影视作品；而喻今，也从一种个体的生命体验及价值追求，发展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回望历史、探索未来的集体性反思。

《大江东去》海报

借历史隐喻现实

从一个视角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通过对历史的再现完成对时代主题的隐喻和思考，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必然取向。

1911年到1949年间的上海滩，民主自由思想、马列主义、传统士绅文化，杂糅混居；革命者、投机分子、军阀财团、洋人以至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各怀心思，各显神通。在这样一个城市和这种舶来文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酝酿、诞生、迈出革命第一步并走向胜利；也是在这个城市，国民党诞生、发展却最终退出大陆。然而影视剧目对这个城市历史的展示，更多的却是上海滩黑帮尔虞我诈的争斗和夜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完整地再现上海革命史的作品少之又少。《大江东去》之所以从上海开埠而非1921年共产党成立开始讲起，就因为这部剧虽然以中共发展为主线，但是要进行的是对革命性的多元思考，并以此探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之所以成为中坚力量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大江东去》的创作理念。

《大江东去》剧照

影像是现实的症候，现实在影像中凝聚。当一个话语被隐瞒或表达出来时，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和认知意愿。民族选择了勇于试新试错，又有自我纠偏能力的人。《大江东去》的创作宗旨,是通过这部剧提醒现在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和当权者，我们党的来处，以及获得成功的原因。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醒观众回望？要回望什么？回望后怎么看待当下？《大江东去》借着时间的距离和既成结果的明证，重新解读共产党成立、地下斗争以及最终取得领导权的来龙去脉，把目光聚焦在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与必然性的探索上，细数和清算当初的种种选择以求实现对当下的启迪时，其背后的现实隐喻便不言自明了。电视剧努力超越对历史的简单重复，实现与现实的浑然勾连。

以人为创作出发点

不管古代史还是现代史，都是人的历史。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只有落在人的身上，表达个体生命体验，探索普世价值，才有可能逃脱派定的社会政治样本，借古喻今，实现对历史的放逐和超越。

《大江东去》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把虚构的人物放在真实的大历史中，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物内心世界观、人生观的营造上，通过对普世价值观的弘扬而实现最现实的隐喻。比如男主角邵华年，一个商务印书馆的普通工人，父亲是江南制造局工人把头，后死于同盟会会员郑达民之手。为报父仇他走上革命道路，见证并参与了“上海起义”、“4.12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历史教科书耳熟能详的名词之间，这个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和爱人永远不得相见的孤独者以及在欲望与信仰中艰难前行的跋涉者，上演着他作为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在时间无可抗拒的作用力下，历史之于我们往往只是一副冷硬的躯壳，而艺术创作者所要做的，就是以艺术的虚构赋予历史皮肤和血肉，让观众从中获得真实的触感。

《大江东去》剧照

用故事的方式讲述

按以往的固有思维模式，《大江东去》作为主旋律电视剧，并以上海共产党史为题材——这种“命题创作”的电视剧，在千篇一律的主旋律电视剧中如何脱颖而出？创作者不可不考虑借鉴好莱坞的经典叙事方式，《大江东去》是按照好莱坞的思维和模式去做的，是中国版的《国土安全》。

首先，电视剧必须由剧情驱动，呈现一种本能的、运动的和快节奏的戏剧感。《大江东去》所采用的“暗杀战争”场面、“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纠结以及“子杀父，父杀子”的情节设定，都是对传统戏剧模式和好莱坞剧情套路的使用，这种设定使得故事充满了紧张感和悬疑性。既迎合了商业文化的审美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意识形态话语与商业文化对大众性要求之间的裂痕。

《大江东去》剧照

影视剧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以史为鉴，《大江东去》遵循的是“虚实结合”的创作之路，历史剧要求充分尊重历史，真实人物不能随意虚构，而虚构人物都具备历史原型人物的影子。比如郑达旻的原型就是蒋介石，这种设定，会使对于那段历史感兴趣或有了解的知识分子看得非常过瘾。不管创造者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对原型寻找的设定，正好呼应了“后经典好莱坞电影”的核心特征，即指涉手法的运用。这种在传统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富有趣味的“指涉”功能的做法，通过对营造艺术愉悦与设置障碍之间的微妙张力的把持，将对人物原型的找寻与解读作为电视剧重要卖点和悬念，有分寸地对受众发出解码的挑战。既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实现了观众对电视剧最大意义上的参与感；又起到了普及革命历史知识的教化功能，把个体体验向社会群体体验流畅转化。

《大江东去》剧照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潮流中，夏衍就提出“政治学苏联，艺术学美国”的概念。时至今日，对中国影视的文化环境来说，好莱坞影视模式依然是一种先导性参照。而所谓的好莱坞模式，就是讲好看的故事，在故事中实现对历史全新的解读与阐释。因为真正能感动观众、使他们产生共鸣的，只有故事。

在这里必须指出，在这种对好莱坞模式的借鉴和模仿中，还必须注意故事讲述的本土化，真正实现其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特殊的话语力量，达到以历史隐喻当下的文化价值。《大江东去》是以家国叙事方式实现这一融合和跨越的。电视剧采取了以邵华年一家在革命洪流中的离合聚散为中心，进而拓展到整个城市命运的叙事方式。类似的典型还有《人间正道是沧桑》，该剧把国共两党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宏大历史与各人殊途、分分合合的家庭关系形成颇有意味的同构。这两部作品都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呼应着中国社会“家国”叙事的文化基因。回顾中国近代史（这也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要内容范围），“国破家亡”，中国人始终在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和国难家危的漂泊中体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复兴梦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民族性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和决定着受众的接受心理，因而电视剧也只有在这种家国叙事中，呈现独特的民族个性和本土化特征，才能真正抵达中国观众的心灵。

《大江东去》讲的就是主人公追梦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这正是现代最需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正在于此——从历史中寻梦，并用故事的方式把这个梦讲述给今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