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妮娜在中青年文艺人才高研班结业式上发言

怎样才算成功的改编？叫好叫座，是适用于所有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考量标准。但针对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中青四期校友、辽宁省《艺术广角》杂志编辑苏妮娜认为还有一个考量标准，就是看影视戏剧对于原作的文学品质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在一个故事为王的年代，影视或戏剧作品对于编剧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成功的编剧是决胜的利器。而今，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已经堪称潮流。今年年初大热于荧屏和银幕的《平凡的世界》、《狼图腾》，还有去年的《红高粱》、《推拿》，稍早些的《归来》、《白鹿原》、《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更早的《唐山大地震》等等，这些在观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在业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影视作品，均出自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作家作品。改编，不仅仅是影视向文学借用故事的一个简单模式，而且已经成为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主要方式。面对这一现象，再去追问“为什么影视编剧不喜欢原创”这种问题，似乎不合时宜——尽管这个疑问还是留存在我心里。因为，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创作力有左支右绌的困境，但也意味着影视人突破困境和学习吸纳文学营养的诚意与努力。面对这种“我已经尽力了”的姿态，作为同时代的观众还能说什么呢？说多了肯定会显得苛刻。从结果而论，很多文学原著也往往借助影视的传播受到了新一轮的热捧，从而实现了文学与影视的“双赢”，因此，也得承认这种借用并非“有借无还”。

目前我们见到的改编，一般是遵循这样两种思路：或是挑选当年就曾声名大噪、赢得了很多文学以外读者的“现象级”小说作品，直接接手了名作在读者和观众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例如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电影《狼图腾》等；或是找一个品质很有保障、作家实力很强，但还没达到“红透半边天”程度的作品，加以深度改编，比如《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张翎的《余震》等。二者相比，后者比较老实，影视编剧的二度创作也有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要求，往往有出人意表的优良表现；而前者因为借力更大，走捷径的意图更明显，所冒的风险也就比较大：即当年就很流行、或者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改编的作品，熟悉它的读者也更多。因此，围绕着文学和影视孰优孰劣、谁高谁下的争论就更加喋喋不休。

有句老话很有意思，正是回答了这一现象，叫做“一流小说改编成二流电影，二流作品改编成一流电影”。

这二流和一流的分野也许不够准确，但是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所谓品质，在文学里的表现，和在影视上的表现，是很难一致的，二者之间，往往是有相当差距的。

改编意味着不同艺术语言之间的转换，意味着对于原著内容的增删，更意味着对于历史意蕴和人性变迁、审美风潮的把握和适应。比较“平”的内容的增删，只是鸡肋，仅能帮助完成情节功能的接续，却无法带来意蕴的深化和精神空间的扩展。例如电视剧《红高粱》、电视剧《色•戒》，在电影改编珠玉在前的情况下，把原著和电影充分留白的地方全都填满，把原著中的褶皱全都打开，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灌了水或是充了气。或许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尽管人物的行动增多了，人物的精神特质却丝毫没有丰厚起来，反而更机械和扁平了。这种改编利用了观众对原著的感情，同时抽空了文学内部的品质感。

改编是一门学问，更多地依靠创作者的能力。能力的事是十年磨一剑，旁人多说无益，但我觉得在心态上可以提醒的一点是，不能止步于“改”与“编”本身，而应把这作为一种创作，这样才能焕发出热情。改编是一种对前人的学习，是深层次的致敬，是跨越时空的握手，但也应该是对前人境界的超越和思维的刷新。人事全非、时移物换，造成的不应该是改编中的龃龉、障碍，而应该借以激活和创造出新的表达。

改编能否被接受、能否实现回报，则受更加复杂的因素所影响。但总的说来，好瓜不一定能卖上好价，坏瓜却一定卖不上好价，先保证出产的是好瓜，再来研究怎么卖吧！

苏妮娜，研修院中青四期校友，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艺术广角》杂志编辑。曾获第八届中国文艺理论评论奖二等奖，2009年东三省电影评论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