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课堂 | 是谁赋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
发布时间:2020-04-22 发布人: 字号: A A A
       疫情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抗疫防疫的强大力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处处可见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随着复工复产有序开展,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中国人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变压力为动力,因为正是民族精神,让我们勇于直面困难,提供给我们最终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始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传统,纵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记载了历史上发愤图强的典型例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经过长期的传承和濡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成为中华儿女的行为习惯。

       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里,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完善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重视团结、崇尚统一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基本载体。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就明确表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在其《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达了“投死为国,以义灭身”的思想。

       同一时期还有与之呼应的更为慷慨的表白:“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

       唐代韩愈在其《送许郢州序》中,崇尚“以国家之务为己任”。

       北宋时期的苏洵在其名篇《管仲论》里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苏洵的儿子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宣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南宋时期的陆游宣示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历久不衰的名言。

       清代吴趼人在其《痛史》第十回中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诸如此类的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家国意识、民族情怀,数千年不绝如缕。

       我们可以说,三代以降,直到清末,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崇尚国家统一、重视民族团结,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汉代董仲舒所讲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揭示了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

       与上述思想传统互相发明的,是和而不同、兼容天下的思想。

       春秋时期史伯、晏婴关于和同关系的阐释,尽管是比较粗浅的,但却真实而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这就是重和去同。

       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论述和同关系:“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认为只有保持事物因素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事物才能够发展;反之,就没有生命力了。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回答齐景公问题时说,“和”是不同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同”是单一的要素简单相加、拼凑在一起。不同佐料的合理调配,方能烹制出可口的食物;不同观点的有机整合,方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关系。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后来被孔子创造性地发展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包容、宽厚思想。

       至于《中庸》所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著名思想,则更是中华文化开放兼容性质的精粹表达,也是其重要标志。

       上述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内在的精神力量。

来源 |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编辑 | 文艺研修院 刘怀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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