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现场

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影视编剧 江光煜）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中国文联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在百望山下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新文艺群体的拔尖人才，和他们一起生活和学习，聆听大师教诲、切磋创作体会，给我未来的创作开启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我叫江光煜，是一名影视编剧，写作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我曾经在农村从事基层教育工作十三年，200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一名电影学的硕士研究生，并开始了影视剧的剧本创作。从2010年开始陆续有作品在网络视频、电影频道、卫视平台和院线播出，但是这些作品都有缺陷和遗憾，我很希望自己能写出既有社会意义又有艺术高度，同时也能受到百姓关注的作品。

从参加工作以来的二十余年，我亲身见证了国内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观众享受到的视听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九十年代的VCD、DVD的出现使得观众有了对视听内容的选择权；二十一世纪初网络的普及、院线电影的繁荣让观众丢掉了碟片机，不仅可以选择内容，还可以选择观看内容的场地；到了现在，电视剧、网剧、网络电影、电视电影、院线电影、网络直播、移动微视频等等，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甚至任何人都可以投身到内容的创作中，到处都是舞台，这样的繁盛景象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了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也使我有了很多困惑：创作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要不要迎合观众？是以市场为中心还是以艺术规律为中心？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

这些天在研修班听课，也跟同学们做了交流和分享，尤其是在听了老师们的讲座和学习了培训教材后，感觉自己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虽然感受和收获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文艺工作者面对新时期应该有的创作态度，那就是：不走极端，不存偏见。

极端指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盛和煜老师说的“一味地去迎合观众”，自以为是地以为观众就是喜欢毫无营养、感官刺激或低级趣味的东西，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为何会深受九零后的年轻人追捧喜爱。创作者不能因为自己鼠目寸光，就也把观众当傻子。为了迎合观众，用数据来指导创作，一部《延禧攻略》火了，几百部宫斗剧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数据可以给创作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但是不断地复制别人的成功，其实是马后炮，不仅不能指导创作，反而扼杀了创新精神、阻碍了艺术作品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

另一个极端就是崔凯老师说的“唱高调”，总是想着用自己的作品去教育观众，而不是用作品去感染观众。罗怀臻老师说，现实主义题材值得提倡，但并不意味着就只能搞现实主义题材，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同样值得去传承和保护。邵大箴老师说，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艺术值得我们去传承保护，可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一味地去否定外来文化，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具备开放包容的国际视角。作品“存在“的第一步是被观众接受和喜爱，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及艺术感染力和社会意义。

相比于开放和包容来说，轻率直接地否定和拒绝反而是一件更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在偏见和极端的背后，是懒惰、傲慢和自卑，如果我们懒得去学习、去了解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历史文化、去了解这个社会和周围的人，那么我们对观众的欣赏水平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的，对他们的喜好和需要也会一无所知，更加谈不上用作品去感染和影响他们了。同样，失去文化自信，失去民族身份的认同，盲目跟风，最后只能做复制品，不能做艺术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时间淘汰、被人们遗忘。

能做到不走极端不存偏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有着古今中外渊博深刻的学科知识，还要有着对最普通的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心理的了解和掌握，要“上通天线，下接地气”。我希望能把这些天在文联学到的东西，作为自己今后学习和创作的基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出能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应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

编辑 | 教学科研处 宋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