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具有东西方视野和实践的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参与、主持、组织了多项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活动。为中国当代艺术寻找到不同于西方、却又可与西方相比较的逻辑和理论基础。

二月的匹兹堡，白雪皑皑。在一幢别墅里，我们享受着暖气、品着功夫茶，开始了愉快的访谈。灰白头发的高名潞老师，在暗红休闲衣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儒雅。加上缓慢低沉的语调，清晰深刻的思辩，使聆听者肃然起敬。

策展人和评论家之间

采访者：高老师，您是世界级的著名艺术策展人与评论家，也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代策展人。请问您认为策展人与评论家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您自己侧重于哪一方面呢？

高名潞：我不仅做评论，还做策展。总的来说，我主要的还是关注当代艺术那些新鲜的东西。

当一种新的艺术现象出现，或者是新的艺术家、新的作品出现，对于评论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看待的角度。对我来讲，我的判断中最看重的是他们的历史价值。

我觉得，做评论、艺术理论与策展本身其实就是一回事。我把展览本身当成梳理历史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展示个体艺术家及其作品。

极多主义

采访者：在您的理论专著中，“极多主义”、“意派”应该是最有影响力、备受外界关注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高名潞：“极多主义”其实本来是“墙”的一部分。90年代末我发现一种现象，它是从80年代衍生出来的，到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时特别明显的一个被边缘化的现象。它有点儿像西方的“极少主义”，但又没办法用“极少主义”去解释，它不是几何的、也不像西方早期的抽象主义乌托邦；不像西方早期的抽象理念，也不像格林伯格（编者注：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所强调的平面性回到艺术本身的美学诉求。中国的艺术批评，在政治社会学叙事方面是轻车熟路，但在非政治性艺术的批评这方面一筹莫展。似乎中国的当代艺术没有自己的美学叙事，没有自己的哲学。我的“极多主义”提出，主要是从这个想法出发的。

这个时代

采访者：您认为最理想的策展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您如何看待艺术策展的商业化现象？

高名潞：当然是自由，但不容易做到。今天的展览大多受到很多局限，包括经费、体制等。

独立策展人和各种美术馆之外的替代空间的存在和发展就尤显重要。现在中国的美术馆运营方式大多带有商业性，策展人在目前也很难摆脱兼顾商业利益的状况。

现在这个时代，不像80年代那时容易有共识。那时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容易和大众有共识，因为有理想就会有沟通。

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定力，要坚信一种东西，按照自己认定的去做。其实说不容易，也容易。我不悲观，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色彩的重要时代。尽管它是一个资本与体制共谋无孔不入的时代。但是，它更能从反面为一个人提供个人玄想的空间。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难得的自由。因此我格外珍惜这段时光，想做点儿事儿，在这里和大家共勉吧。